胡阿祥: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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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国”内部的蛮夷戎狄及“中国”四周的蛮夷戎狄，自春秋时代起，迄于秦汉统一前，则大体已中国化者居多；而这一成果的达成，又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民族同化。春秋时代，同化蛮夷彰彰可考者，如“齐之经营山戎，则山东、河北之境固。……晋之经营陆浑、姜戎、东山、骊戎，则山西之土定。……楚之经营百濮、南蛮、滇池，江汉之间、黔滇之域，举而入诸中国。”13及战国时代，诸侯内竞，则赓续春秋以来遗绪，杂居于内地的蛮夷戎狄各部族，遂为诸夏国家所同化；诸侯外拓，则“东北有燕之拓土，东北、河北已固矣。北有赵之拓土，河北已定矣。南有楚之拓土，湖广滇黔已启矣。西有秦之拓土，甘陇巴蜀已平矣。”14于是向居于诸夏之外的蛮夷戎狄各部族又被统一，被融合，或退处更远的边陲，于是在一个连成一体的相当大的范围内，都中国化了。及秦统一后，中国之范围更加恢廓。


其二，观念转变。唐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中国、蛮夷之分，不在族类，不在地域，而在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中国以文化成！中国者，文化之中国；若没有中国文化，在其后两千多年里，又何以能混杂融汇数千百人种，而保持中国如故？而地域的中国渐趋扩大？而政治的中国愈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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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秦汉及其以后中国概念的流变


秦汉统一后，“中国”成为我国通用的名号，无论朝代怎样更叠，都一直使用。就其涵义来说，则较之先秦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则文化意义加强，二则地域范围扩大，三则作为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国”逐渐走向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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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文化意义的进一步加强


《汉书·五行志》“刘歆曰：昼象中国，夜象夷狄”；扬雄《法言·问道》：“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史记·司马相如传》：“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溥，物靡不得其所”；又《盐铁论·轻重》：“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按照汉人的这些说法，则中国象征着光明，为至高无上、雍容华贵之域。


两汉以后，中国雍容华贵之程度愈增，至南北朝末年，文中子《中说·述史》遂谓：“大哉中国！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礼义所自出也！”而过此以往，以中国之盛夸示于四夷外邦者，史不绝书，兹举隋炀帝例以见一斑。《资治通鉴·隋纪五》大业六年：
诸蕃请入（东都洛阳）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


呜呼！炫耀国力、粉饰盛世乃至于此。而如隋炀帝者，汉武帝、明成祖、慈禧太后，中国历史上正不知有几人！何以如此呢？既为中国，则是人间最富庶、最文明的天堂。而在中国至尊的真龙天子的眼中，一切外域也就成了蛮夷戎狄，照例是贫穷、落后、野蛮的地方。中国的文化概念流变至此，其间弊端，自不容讳。


然而另一方面，文化的中国对周边民族与国家的吸引力又是巨大的，这奠定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清人朱彝尊《日下旧闻》卷十八记云：“契丹主鸿基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载宋人富弼语也说：“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此辽国契丹民族之深慕中国。至清朝，满族统治者也不自外于中国。雍正皇帝尝谓：就民族言，“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同是中国人，不能因籍贯（民族）之不同，而“妄判中外”；15就疆域言，则“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而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16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而类似上述的这种非汉民族不自外于中国，盖与中国文化概念之宽泛、中国文化意义之伟大密切相关。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中国文化渐趋发达与丰富，而中国地域也由仄小而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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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地域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秦汉以还，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所指仍然不一：或指京师，或指中原，或指内地，又或指全国；还或指汉族建立的国家或王朝法统。


以中国指京师、指中原、指内地，指全国，其例甚多，不烦举证。按以中国指称内地或中原，盖为区别于边疆及其它地区。不过边疆及其它地区也是一相对的概念。如西汉时，今湖南、江西都已设郡置县，纳入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却未被承认为中国；到了明朝，湖南、江西可以称中国了，更边远偏僻的地区如云南、贵州却还是非中国。有些地区随着经济文化的提高，自认为可以跻身于中国，对周围地区更是以中国自居，但在老牌的中国看来，仍被视为非中国。如西汉时，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非汉民族早以中国自居，但在关中人和关东人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


在自称中国的内地或中原地区看来，边疆及其它地区大体是蛮夷戎狄所居的地方或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域；然而经济文化发展了，蛮夷戎狄中国化了，也就可以自称中国或被视为中国。如此，则秦汉以后的中国，无论以地域言，以文化言，其引申义之一，乃是区别于蛮夷而言。


以中国区别于蛮夷，与先秦无殊。《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三在蛮夷，五在中国”；《白虎通德论·王者不臣》：“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


何谓蛮夷？《王制》释之甚明。《礼记·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由此，中国与四夷的区别，关键还是文化，即夷狄“饮食衣服，不与华同”，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而“戎夷无此”。17


秦汉以还之中国，也时时指称全国，即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按先秦时，中国或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而由此引申，秦汉以还，凡是天子（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都可以称为中国。在这一义中，中国的地域范围虽然不断变化，但却表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即指称地域的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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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代尤其是武帝时期，中国的范围较秦又有拓殖：南、北略同于秦而或稍有扩展，东面扩展到今朝鲜中部，西有河西及广大的西域，又西南达川西南及云贵等省，南有越南的中北部－－这一直接统治区，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


由秦、西汉以政治统治为基础的中国地域范围的演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中国的地域范围也在不断变化和扩大；一般来说，一个中原王朝（或称中央王朝，详后）建立了，它的直接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间接统治的边远地区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蛮、夷、戎、狄，就不是中国。延至清朝，当1759年乾隆帝平定天山南路以后，西达葱岭以西和巴尔喀什湖北岸及其西南，东到库页岛，北抵西伯利亚南部萨彦岭和外兴安岭，南届南沙群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置于清中央政府各有特色的有效管辖之下，地域概念的中国，于是第一次与政治概念的中国（详后）合而为一，中国和中原王朝两个概念指称的地域范围，也从此吻合一致。


与文化概念的中国相联系，地域概念的中国还有一解，即经常被用来指称汉族建立的国家或王朝法统。把汉族（由华夏族融合发展而成）建立的国家称为中国，始于汉朝而以后一直沿用，这无须多说；然而问题在于：历史上非汉族建立的国家也往往自称中国，尤其在分裂时期更是如此，有时还与同期存在的汉族国家争夺中国名号（如十六国时期的羯人石勒、氐人苻坚，自居“中国皇帝”，指东晋为“司马家儿”、“吴人”；南北朝时期，北朝政权以中国正朔自居，骂南朝为岛夷），至少也要平分秋色（如宋辽夏金对峙时期，契丹的辽、女真的金是北朝，汉族的宋是南朝，党项的夏是西朝）。


按非汉民族政权自称中国者，起初多以占有传统的中国地区即中原为由；离开了中原的汉族政权并不放弃中国名号者，既以中国的合法继承者自居，也缘于从文化上讲，具有称中国的资格。而随着非汉民族政权经济文化上的中国化，则不仅从地域上，也从文化上，都成为中国的一分子。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者，又不是哪一族的中国，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国；今天是如此，历史上本也如此。换言之，则历史上的中国，无论是地域的中国还是文化的中国，都不仅包括以汉族为主所建立的中原王朝，也应该包括汉族以外的非汉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


然则中原王朝的概念，也是模糊而多变的。毛泽南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汉族和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和衷共济；历史上的中国，就民族成员而论，亦复如此。在这众多的民族中，汉族建立的王朝习称中原王朝；汉族建立的统一范围和程度较大较高的王朝又习称中央王朝。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若汉化程度较高，或主要建立在传统的汉族地区，或所统治的主要是汉人，传统史学也称之为中原王朝；而若统一范围和程度也较大较高，则也得称为中央王朝（如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以此，前秦、北魏与东晋、南朝，虽都自称中国而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其实都是南北分立的中原王朝；辽与北宋、金与南宋，也都是中原王朝。即便如西夏，因立国于传统的汉族地区，文化、制度也都仿汉，也可以看作是中原王朝。而秦、汉的匈奴，唐时的吐蕃、突厥，明时的鞑靼、瓦剌一类，即不算中原王朝，当然更谈不上是中央王朝，他们只是各该时期的边疆民族所建立的边区政权或国家，既不被该时期地域的中国所涵盖，也不包括在该时期文化的中国以内；然而，它们却属于现代更新了的政治概念的中国之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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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政治概念的中国及其含义的现代更新


所谓政治概念的中国，即作为国家代名词使用的中国。它不同于文化的中国之模糊，也不同于地域的中国之多变，政治的中国，无论是空间抑或时间，其指称都相当明确。


政治概念的中国，如果一定要追溯其本源的话，似乎可从明朝算起。翻检《明史》，明朝廷对内对外的诏令、敕谕，多自称中国；九篇《明史·外国传》中，中国作为明朝的代名词，与朝鲜、安南、日本、苏禄等国并称。又明清时代，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18直称中国，而不用明朝或清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使用逐渐普遍，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中。


到了晚清，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中国的地域范围即指大清主权所达到的范围，但清朝的正式国号仍是“大清”。清朝在对外交往或正式条约中之所以乐于接受中国一词，那是一种传统心态在起作用，即沉醉于中国所代表的地域概念与文化意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先进文明的中心；也未尝不是对鸦片战争后国际关系中屈辱地位的一种心理补偿：大清对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使用的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所伴随的是割地赔款的耻辱！历史真是既冷酷又深刻。同样一个中国，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什么尊崇的意思；19清朝却将之当成一种褒称，一种尊号，一种可悲的精神慰藉。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才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简称，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域范围：“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即中华民国的全部领土。


据上，由明、清而民国，政治概念的中国由习惯而逐渐走向定型。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理解的政治概念的中国，其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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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认为：所谓历史上的中国，既不应该等同于历代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皇）朝，当然更不应该与汉族或中原地区划等号。把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和历史上的中国等同起来，并不符合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历史上的中国，“应该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20


那么用什么范围来规定历史上的中国呢？以政治为标准，则历史上的中国，正如谭其骧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21所指出的：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具体地来讲，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这一范围是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


之所以用清朝前期的历史疆域来确定历史中国范围，当然也不仅仅是由于地域的中国的多变，文化的中国的模糊，或任意选择一个最有利的历史时期。按现代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而民族的要素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走向历史舞台，正是在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传统的基础上，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的。现代民族和现代主权国家，确立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的国际关系准则。近百年来，亚、非、拉地区许多原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都在他们原有的即资本帝国主义破坏其独立以前的历史疆域内恢复了独立。根据以上这些原则和国际惯例，则政治概念的历史中国范围，理所当然地就是1840年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前的清朝疆域。


1840年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前的清朝，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统一多民族的具备完整主权的国家；它有着明确的疆域范围（比如早在1689年即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界约》）。这一疆域范围，又是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谭其骧师《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就此讨论道：
清朝以前，我们中原地区跟各个边疆地区关系长期以来就很密切了，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和中原地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到了17世纪、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清朝的统一，实际上是先统一了满族的地区，即广义的满洲；再统一汉族的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统一蒙族地区和蒙族所统治的维藏等族地区。……完成统一之时是在乾隆中叶，即18世纪50年代。


据此，谭师结论：“清朝在18世纪时形成的这个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拿这个版图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是恰当的。”


要之，政治概念的中国，较之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中国，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它是中国概念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中国涵义的升华，它充分反映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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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篇旨在用有限的篇幅，简单而又系统地梳理由古迄今“中国”这一名号涵义的流变，故于代表性论著如陈登原著《国名疏故》（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顾颉刚王树民撰〈“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1981年）、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谭其骧撰〈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葛剑雄着《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多有参考。又更详细的论述，见拙著《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 于省吾〈释中国〉。
3. 钱大昕〈中庸说〉，《潜研堂文集》卷三。
4. 《论语·尧曰》。
5 .《礼记·中庸》。
6 .《左传》成公十三年。
7. 《礼记·中庸》。
8 .朱熹〈已发未发说〉，《朱子文集》卷六七。
9. 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0号，1922年。
10.详王国维〈说商〉，《观堂集林》卷十二。
11.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按由“中商”而“中国”，是以“国”替换“商”，即以普通名词替换专有名词。
12.田倩君〈“中国”与“华夏”称谓之寻原〉，《大陆杂志》第31卷第1期，台湾，1966年。
13.陈登原《国名疏故》之“五”。
14.陈登原《国名疏故》之“五”。
15 .《大义觉迷录》卷首上谕。
16 .《清世宗实录》卷八三。
17 .《史记·秦本纪》。
18 .详拙文〈历史上域外有关中国称谓论纲〉，载《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 详拙文〈历史上域外有关中国称谓论纲〉。
20. 葛剑雄《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
21. 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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